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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话,我们更想不到了。
谢鹤阳说:“那天的元旦晚宴,谢谢你照顾我的母亲。她到现在还念叨着你。”
“您……的母亲?”
“家母姓花,是浙江美院的退休教授。”
那个带假牙的老太太!
沥川在车上接受了众人的祝贺,谦逊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回到宾馆的时候,他又特地来谢我,说我的翻译帮了他的大忙。要给我发特别的奖金。
我想了想,忽然问:“我译了那么多首谢诗,怎么你偏偏对这一首印象深刻?”
他微微一怔,说:“因为你很少有拼写错误,只有这一首,有个单词你拼错了。”
我是用word来自动进行拼写检查的。没有红线了才会把文档发给他。
因此,我不服气,抱着胳膊,鼓着眼睛,说:“是吗?不大可能吧。哪个词拼错了?”
“‘Ripples(波纹)’你写成了‘Nipples(奶头)’。害我琢磨半天,那个竹子和Nipple是什么关系。”
窘。我大窘:“不可能!绝对不可能!”我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?!
“怎么不可能,”他说,“你一向心术不正。”
31
我是南方人,不习惯干冷的北方。因为认识沥川,我喜欢上了北京。毕业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——其实上海是我真正的老家——我都放弃了。
有时候,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。一别多年,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,或者每当闻到熟悉的咖啡味,都会心头忽乱,莫名紧张,以为会再次遇到沥川。
现在,我即将离开温州。因为看见了沥川,我对温州依依不舍。
René说,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,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,听不懂的语言,请人翻译了才明白,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,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。过十字路口,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,汽车会猛然刹车,停在离你十尺的距离。在美国,同样的情况,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,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,挥挥手,给你让路。“Swiss people are freaky nice!”
除了沥川,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,就是网球名星罗杰·费德勒。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:很温和,很善意,很谦逊,没有狂喜的姿态,有一点点保留,有一点点羞涩。
中标当天的晚上,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。很多人都喝高了,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,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。只有沥川,在霁川的严格监督下,滴酒没沾。
除了服务员,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,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。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。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,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,包包里揣着公司的支票。所以,虽然我也爱酒,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。我只喝了一杯干红,非常节制。
吃完饭,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。没喝叭下的,留在KTV包房K歌。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,给他们当免费三陪。于是说我有点犯困,担心明天会晕机,想早点休息,和江总打了个招呼,溜之大吉。
我从洗手间出来,在门口碰见了沥川。
“你回宾馆吗?”他问。
“……不回。”
“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?”
“不用,我散步回去。”我穿着件羊毛短裙,裹着件很厚的披肩。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。
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,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。
他没有坚持。
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绣钢十字大转门,推起来非常沉重。我悄悄地想,沥川的腿不方便,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。
所以,走到门口时,我突然说:“等等,还有别的门吗?——我不喜欢走这种门。”
“Claustrophobia (幽闭恐惧症)?”他转身问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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