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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更想不到了。

谢鹤阳说：“那天的元旦晚宴，谢谢你照顾我的母亲。她到现在还念叨着你。”

“您……的母亲？”

“家母姓花，是浙江美院的退休教授。”

那个带假牙的老太太！

沥川在车上接受了众人的祝贺，谦逊地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
回到宾馆的时候，他又特地来谢我，说我的翻译帮了他的大忙。要给我发特别的奖金。

我想了想，忽然问：“我译了那么多首谢诗，怎么你偏偏对这一首印象深刻？”

他微微一怔，说：“因为你很少有拼写错误，只有这一首，有个单词你拼错了。”

我是用word来自动进行拼写检查的。没有红线了才会把文档发给他。

因此，我不服气，抱着胳膊，鼓着眼睛，说：“是吗？不大可能吧。哪个词拼错了？”

“‘Ripples(波纹)’你写成了‘Nipples（奶头）’。害我琢磨半天，那个竹子和Nipple是什么关系。”

窘。我大窘：“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”我岂能犯这种低级错误？！

“怎么不可能，”他说，“你一向心术不正。”

31

我是南方人，不习惯干冷的北方。因为认识沥川，我喜欢上了北京。毕业时候有去上海的机会——其实上海是我真正的老家——我都放弃了。

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整个北京都弥漫着沥川的气息。一别多年，每当我路过一个星巴克，或者每当闻到熟悉的咖啡味，都会心头忽乱，莫名紧张，以为会再次遇到沥川。

现在，我即将离开温州。因为看见了沥川，我对温州依依不舍。

René说，在瑞士小镇的街头散步，会有老人上来和你说话，听不懂的语言，请人翻译了才明白，老人只是想和你握握手，并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。过十字路口，为让一个不识路标的行人，汽车会猛然刹车，停在离你十尺的距离。在美国，同样的情况，司机早就破口大骂了，而瑞士人却会好脾气地向你笑一笑，挥挥手，给你让路。“Swiss people are freaky nice!”

除了沥川，我唯一认得的瑞士人，就是网球名星罗杰·费德勒。我觉得沥川的笑容和费德勒非常相似：很温和，很善意，很谦逊，没有狂喜的姿态，有一点点保留，有一点点羞涩。

中标当天的晚上，大家去了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楼庆贺。很多人都喝高了，René喝了半瓶五粮液，喝趴下的有包括张总在内的五六个。只有沥川，在霁川的严格监督下，滴酒没沾。

除了服务员，我是这群男人当中唯一的女人，大家动不动就把我当秘书用。据说以前的朱碧瑄也是这样。我得提前到场安排菜单，和经理谈酒水的价格，包包里揣着公司的支票。所以，虽然我也爱酒，在这种场合下发酒疯是不合适的。我只喝了一杯干红，非常节制。

吃完饭，喝趴下的人全被出租车送回了宾馆。没喝叭下的，留在KTV包房K歌。我可不想挤在一大群半醉的男人当中，给他们当免费三陪。于是说我有点犯困，担心明天会晕机，想早点休息，和江总打了个招呼，溜之大吉。

我从洗手间出来，在门口碰见了沥川。

“你回宾馆吗？”他问。

“……不回。”

“要不要叫辆出租车送你？”

“不用，我散步回去。”我穿着件羊毛短裙，裹着件很厚的披肩。温州的冬天其实并不太冷。

我的眼睛依然是两个核桃，一副一触即发的样子。

他没有坚持。

酒店的门是那种金色的不绣钢十字大转门，推起来非常沉重。我悄悄地想，沥川的腿不方便，走这种转门会很吃力。

所以，走到门口时，我突然说：“等等，还有别的门吗？——我不喜欢走这种门。”

“Claustrophobia （幽闭恐惧症）？”他转身问我。